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

其基本要求和标志可以概括为以下八条：人大民主科学立法，执政党依法依宪执政，政府依法行政，社会依法自治，法院独立公正司法，法律监督体系完善，法律服务保障健全，法治文化繁荣昌盛。从这两点来说，科学发展观对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指导思想。

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。记者：那么在党的十五大以及依法治国入宪这第一个里程碑之后，我们国家的法治实践还有哪些重大的事情？ 李步云：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了民主必须要有法治来保护，十年文革悲剧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全面深化改革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，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。因为依法治国得人心，符合党心民心，符合历史的规律，慢慢地为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所采纳。

一个核心是指人民当家作主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。因为现代化是相对古代来说的，古代就是人治，专制主义，不是现在的民主。而且，实践中非法集资罪的死刑也难免被地方政府或某些官员所利用，以推脱监管责任、平息受害者情绪借来一用。

再者，在中国银行业被几家国有银行高度行政垄断的情况下，民营经济融资极为困难，而百姓手中的钱存入银行利息过低、又缺乏其他可靠的投资途径的情况下，对民间集资行为仍动用死刑，就更显得既极不公平，又不利于经济发展——这也再次证明，仅靠严刑峻罚遏制犯罪有失偏颇。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，真实的大众民意也基本可以通过议会代议机制顺利地表达出来。例如，减刑、假释、保外就医等环节，猫腻现象并不少见。事实上，任何国家都不乏死刑的支持者。

对其文章的通篇硬伤和姿态，中国主流文化界尽可以不屑乃至鄙夷。而这，显然是一个更为复杂、宏大的课题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减少死刑自然会令民众担忧。其实，前段时间某网络写手应邀参加中国最高层举办的文艺座谈会事件，也可以此来解释。这就导致实践中，集资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集资诈骗，通常取决于集资者最后能否还钱，这显然是不问主观过错的客观归罪，从而会混淆民事纠纷与犯罪。而真实的主流民意，无论在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国家，对于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影响，都极为关键的。

当社会上违法现象盛行，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的情况下，例如官员滥权贪腐、社会治安、食品安全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严重，人们自然会强烈要求严刑峻罚，包括更多适用死刑。只不过在非民主体制下，民意对执政者的压力缺乏直接性、制度性，因而执政者为应对民意的方式存在着复杂的多样性再者，在中国银行业被几家国有银行高度行政垄断的情况下，民营经济融资极为困难，而百姓手中的钱存入银行利息过低、又缺乏其他可靠的投资途径的情况下，对民间集资行为仍动用死刑，就更显得既极不公平，又不利于经济发展——这也再次证明，仅靠严刑峻罚遏制犯罪有失偏颇。而这，显然是一个更为复杂、宏大的课题。

这也显然说明，在法治落后的情况下，权势者总是更强势的;即便保留死刑，权势者犯罪也更有可能免死。但问题是，集资诈骗和民间集资之间其实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模糊地带，而很难严格区分开来。

这一微妙现象，可以借用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著名论断沉默的大多数(silent majority)来概括：在公共舆论界叫地响亮的声音其实并一定不能代表大众，因为普通大众通常在舆论场上是沉默的。同时，中国刑罚执行的公正性、严格性和透明性仍存在着不小的问题。

而不出所料的是，此番缩减死刑的动向，再次遭遇反对之声。例如，中国现有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的案例，最常见、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集资诈骗罪。其实，前段时间某网络写手应邀参加中国最高层举办的文艺座谈会事件，也可以此来解释。由此而言，所谓的乱世用重典，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即便近些年中国刑罚执行的法治程度或许有所提高，但同样是在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，要想有效打消大众的疑虑也仍极为困难。事实上，任何国家都不乏死刑的支持者。

与之相比，同属经济犯罪从而本也应废除官员腐败犯罪的死刑，虽然由于民众对于腐败泛滥的憎恶而仍被保留，然而实践中，尽管官员贪腐数额不断刷新纪录，但被执行死刑者却几乎已经绝迹。这当然不无道理，但又略显空泛。

人们通常会认为，只有民主制国家，法律才能体现民意。但就中国而言，要顺利做到这一点，需要的不仅是社会大众文明和法治观念的提升，而且更有赖于政府法治水平和公信力的不断提高。

这一动向自然值得称道，但多少令人有点出乎意料。但无论如何，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论断本身却极富洞见，这对于准确地认清真实的民意民情，避免被传媒造就的舆论错觉所误导，至关重要——这尤其在民意表达机制严重不畅的国家，显然就更为重要。

对此，人们一般将其归咎于中国社会观念的文明程度不高。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支持者，可能恰恰相反，普通大众中他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——这可能正是官方力挺的原因之一。只不过在非民主体制下，民意对执政者的压力缺乏直接性、制度性，因而执政者为应对民意的方式存在着复杂的多样性。非民主体制下，也可能发生的情况是，执政者恰恰是因为民主合法性不足，因而可能会在与维系统治不相冲突的前提下，而有意地迎合或利用民意。

官方可能也并不指望利用他一人可以改变知识阶层的固有观念，而只要能影响普通大众就够了。但事实却并非总是如此。

而且，实践中非法集资罪的死刑也难免被地方政府或某些官员所利用，以推脱监管责任、平息受害者情绪借来一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减少死刑自然会令民众担忧。

表面上，呼吁减少死刑在中国法学界已是绝对主流，但在发言门槛较低的博客、微博等网络媒体上，舆论的反馈中反对减少死刑的声音并不在少数。尤其是权势者更容易钻上述法律空子而逃脱应受到的法律惩罚;另据媒体披露，高官罪犯比普通人犯罪的监狱条件，也要好得多。

  10月27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草案，拟取消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中的死刑，中国学界和媒体一致盛赞。但朴素的民意是民意，中国死刑现状的问题却不容忽视。全球至少70%以上的国家已实质上废除死刑，即便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大多原则上限于严重的故意杀人犯罪;对比强烈的是，中国的死刑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居世界榜首。在中国现有刑罚中，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与死刑的落差较大。

尼克松此说当然本是为了自辩，未必符合事实。总之，事实上，政府的法治水平和公信力，才是决定真实的主流民意对待刑罚包括死刑的关键因素。

实际上，在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中，支持死刑者更是占大多数的——与之类似的是，尽管中国舆论界坚决反对刑讯逼供，其实在普通大众的观念中，是不能刑讯好人，而坏人不打才是不对的。简言之，一个国家法治程度，其实对刑罚的人道程度影响极大;法治落实地越好，刑罚往往才可能越人道，减少死刑也才会有更充分的民意基础。

因为中国对刑法上一次修订中，已刚刚一揽子取消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。此外，我国死刑的替代刑罚还存在严重不足。